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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民主化制约因素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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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
贺文萍 |
完成时间： |
20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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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
奖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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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介： |
非洲民主化制约因素透视
非洲民主化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政体经历了从民主到集权，再由集权到民主的马鞍型政治变革。而且，每一次政治体制转型的背后都伴随着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动荡。时至今日，虽然新一波的非洲民主化自冷战结束以来已历经了十余年风雨的考验，但我们还是能不时听到从非洲大陆传来的军事政变、内乱等“非程序性政权更迭”的消息。毫无疑问，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由于受到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政治民主的催生和巩固有着特殊的复杂性、艰难性和脆弱性。
商品经济的不发达
非洲民主化进程的艰难首先要从经济发展水平上寻找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绝对和必然的联系，两者间是否是一种无法割裂的政治与经济的“绝配”目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民主政治却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孕育、萌生并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否对于民主的产生、持续和巩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非洲，政治民主缺乏商品经济的肥沃土壤。虽然黑非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商品生产，个别国家甚至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但总体而言，商品经济还不发达，不少国家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1）工业化程度低，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农业社会。从全非来看，非洲大陆工业产值在非洲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除南非、埃及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不发达、重工业几乎没有，尚处于非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过程的阶段。
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产业，其从业人员占全非从业人员总数的70%，出口值占全非出口总值的40%，产值占全非国内生产总值的35%，
而且非洲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农业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都十分落后；（2）畸形的城市化。列宁曾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在正常情况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应与城市化的程度和速度呈正比。但非洲国家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在上世纪70~80年代非洲人口城市化的速度高居世界榜首）却并非由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驱动，而主要是人口高速增长的结果。虽然高速城市化使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但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非洲又是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大陆
，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另外，城市化不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标识，而且民主的要求也一般最先在城市中孕育。有学者曾对民主化初期非洲各国出现的群众抗议活动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出现群众抗议活动的时间越早、密度越高。如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贝宁、加蓬、赞比亚等国大规模的城市群众抗议活动在80年代中后期即已展开，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马拉维等则直到1992年上半年才开始出现要求民主的群众抗议活动；
（3）教育水平低下。研究民主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一个国家教育普及的程度（常用成人识字率来衡量）和教育发达的程度（常用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入学率来衡量）是影响其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对民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的迟滞使得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教育质量也很难保证。据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5岁以上的成人文盲率高达50%，个别国家如布基纳法索甚至高达80%以上。从1999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每百人的比例仅为42，远低于发展中国家61%的平均水平，为世界最低。
非洲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上看，主要有殖民统治的遗产、非洲传统社会的束缚以及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误等方面。罪恶的奴隶贸易严重摧残和破坏了非洲的生产力发展，单一、畸形的依附性殖民经济体系的确立又使真正具有活力的非洲商品经济难以得到发展。传统社会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经济的广泛存在和延续，加之非洲小生产者自给自足的个体独立生产方式及思想意识的根深蒂固，都极大地束缚了非洲商品经济的培育和发展。而独立后大多数非洲国家采取的国有化经济发展战略又导致了非洲私人资本发展空间的缩小。另外，有学者认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型的经济形态也从本质上决定了其缺乏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因为政府依靠权力即可攫取和占领这些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自然资源，不需通过谈判或协商的办法与其他经济资源的拥有者进行政府行政权力与经济资源的交易，因而从制度上缺乏激活商品经济的因素，不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
从现实因素看，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以及西方跨国公司对非洲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也不利于非洲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在冷战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洲的贸易环境更趋恶化、资金流入不足、外债负担日益沉重、单一经济结构和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而且，以经济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非洲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也并不意味着国家从经济生活中的退出和私营经济的繁荣，而是意味着非洲民族工业的再次“西方化”。西方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出资购买或控股那些关乎非洲国家经济命脉的原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控制了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强化了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和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边缘化。
另外，与商品经济不发达相伴而生的还有非洲中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分散及其政治诉求目标的不一致。非洲中产阶级的构成比较庞杂，主要包括政府中、高级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教授、律师、医生、教员和大学生等等。就政府中、高级官员以及（国营）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而言，由于他们能从国家对财富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中多多少少地获利，是原有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不可能率先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就私营业主以及一些个体商贩而言，虽然他们不满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要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也能从非洲国家广泛存在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以及官方与黑市之间的商品价格落差中获利生存、甚至发财。因此，非洲政治民主化的动力便历史性地主要源自教员、学生、律师等知识分子以及失势的前政府官员。但是，即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也带有追求民主、反对专制以及认可和崇敬酋长、从所属部族中寻求支持的现代与传统的双重烙印，自身的团结和凝聚力十分脆弱，难以形成统一、持久的政治主张。
部族政治的痼疾
非洲民主化的另一主要制约因素是部族
政治。由于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传统大家庭式的村社生产关系始终没有打破，加之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多族体而非单一民族国家，拥有多元性的语言和文化，部族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党制时期，部族矛盾只是被强力压制，而形成这一矛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当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吹来时，久被压抑的矛盾犹如沉睡多年的火山再次喷发。所不同的是，冷战后多党民主化时期的非洲部族因素较之以往与政党、政权和国家等政治因素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加鲜明的部族政治表现形态。
首先是在部族的基础上成立政党，即政党部族化。根据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名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密思的定义，“部族”（ethnic
group）不过是一个具有名称的有着共同祖先和传说、共有的记忆和文化因素的人群；一种与历史的领土或家园有关的联系；一个团结的度量。
因此，从本质上看，它本应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实体，而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政党则是某个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代表，是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政治组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由于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一般是超民族的政治概念，政党自然还应具有跨民族的族际性。但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社会结构及分层的特点不是以阶级或阶层为基础的“横向划分”，而是呈现以部族或地域为基础的“纵向断裂”。一方面是阶级分野不甚明确，民族国家尚未全面形成，另一方面则是部族甚至氏族的广泛存在。因此，政党往往需依托某个或某几个部族方能存在和活动。政党的纲领、目标、政策和主张也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部族的烙印。这便使得原本属于文化和社会实体范畴的部族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含义，政治斗争变成了部族较量。
冷战后非洲政党部族化趋势的再度出现除了上述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之外，也与90年代初非洲政治转型的特定背景有关。在一党制统治时期，非洲国家执政党大多是通过群众党的形式、依靠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维系团结和民心的。但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在非洲的衰落使得各政党丧失了用以吸引跨族体成员并有效界定自身性质的意识形态旗帜（伊斯兰政党除外，其仍能利用宗教这面新的意识形态旗帜在各族体间寻求支持）。另外，冷战后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即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和独立初期各政党大多通过漫长的民族解放斗争才逐渐发展壮大、成熟而有所不同的是，民主化浪潮中涌现的不少政党是在短时间内仓促组成的，往往在几天之内就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党注册成立。各国政党不仅出炉得快，而且数目多。少则十几个、几十个，多则上百个、甚至数百个。过快的民主转型使这些政党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来形成和提出一套作为一个政党所必需的较完整的章程和纲领。在既无意识形态、又无纲领的情况下，这些政党要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赢得支持并将自身区分于其它政党，就只能是在部族上做文章。一时间，低水平的政党制度与高度的政治参与混杂在一起，导致了非洲社会和政局的动荡。
其次是在部族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即部族国家化。有学者认为，90年代多党民主化以来复活的非洲部族主义与60年代部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打破现有边界并在本部族基础上建立独立新国家的要求，而后者是在承认原有国家和边界的前提下提出维护本部族利益和权利的要求。
在冷战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的“范例”鼓舞和启发下，不少非洲国家内部的部族、语言集团或地区性组织都声称其拥有自决权，从而严重危及到“非洲统一组织”自60年代成立以来就一直恪守的关于殖民边界不可变更的原则。而政治民主化风潮的到来似乎给这种分离的想象送来了现实的翅膀，部族分离主义情绪因而逐步演化为具体的行动并且几乎遍布非洲大陆的各个角落。
虽然到目前为止，成功从母国分离、独立并很快获得国际承认的尚只有1993年从埃塞俄比亚脱离出来独立的厄立特里亚一例，但部族分离主义的幽灵却在不少非洲国家游荡，只是因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尚未成功建立部族国家而已。
最后是由部族冲突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空心化”。与欧洲、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先有民族，然后在与民族范围大致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秩序不同的是，由于殖民化的结果，非洲大陆是现代意义的国家先于民族而生成。不少非洲国家独立后虽然有了“国家”的外壳，有了国际法概念上的、对外具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国家以及被共同“国籍”联系在一起的国民，但在其内部，部族主义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和国家的建立而减少。大部分非洲人的身份界定和归属认同仍是与部族而不是与国家相联。部族意识的根深蒂固和广泛存在，以及统一民族意识的淡薄，不仅使部族冲突容易发生，而且这种冲突往往对脆弱的“国家”形成巨大的冲击，造成国家政权的瘫痪、无政府状态，“国家”只剩下地理和地图上的一个标志，被“空心化”了。典型的如索马里，该国因内战连连，直至今日仍处于无政府的军阀割据状态。另外，在战乱不休的利比里亚、安哥拉、苏丹、塞拉利昂等国，政府与反对派武装的多年对抗往往造成双方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结果也往往是反对派武装占据了国家的半壁（甚至更多）江山，国家形成了事实上的分治。有的国家政府甚至仅仅能控制首都等几座城市，所谓国家、政府、政权的力量不过仅仅限于一、两座城池，区区几十万或上百万的人口而已。“国家”成了有名无实，只在地图上存在的概念。
军人干政的传统
从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军事政变不计其数。军事政变频繁、军人干政、以及军政权的广泛出现成为影响和制约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另一顽症。对此，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除了实现国家独立以外，军事接管事实上已成为近20年来非洲历史上最广泛经历的政治现象。”
“非洲军队可以称得上是非洲最重要的政治机构”。
“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民主化命运仍然掌握在握枪的人手中”。
对于二战后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军人干政现象，人们的看法一直以来就不统一。一种看法认为，军队作为社会中一支组织化、机制化较强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转型时期比起优柔寡断、孱弱的文官政府更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推进民主进程。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军人干政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军政权上台本身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反动。
在非洲，由于非洲国家的军队大多数是由原来的殖民军队转化而来，军官集团的领导成员大都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在享受军队特权利益的同时也具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希望和要求，其本身就是一个兼有进步和保守性的矛盾综合体。因此，对军事政变和军队作用的衡量必须与它所处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当社会发展落后，现存政权极度反动和腐败时，军事政变和军队的进步性便得到彰显。如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青年军官推翻法鲁克封建王朝、1974年埃塞俄比亚青年军官推翻塞拉西封建王朝的政变。在这类政变中，军人是激进派，其思想意识和政治发展要求走到了落后的社会现存体制的前面，因而充当了变革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当社会不断进步，政党政治和宪政统治已初步确立，军队或军事领导人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则显现出军队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有的政变后建立的军政权更是演化为极端反动的军事独裁统治。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不同非洲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社会政治背景自然不同，作用也不一样，有时甚至同一场政变在其初期、中期或后期的效果和性质都会有所不同。撇开具体的、个案的利弊研究，从宏观和非洲总体上看，笔者认为，随着独立近半个世纪以来非洲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尤其是多党民主化运动以来的社会转型和开放，非洲国家的宪政政治体制已开始逐步走向健全，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也日益高涨。在社会总体走向进步、民主成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潮流下，军人干政现象的出现对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1）与民主原则相违背，对政治民主而言是一种制度上的反动。在民主社会中，军队本应与政治相分离。军队的主要职责是抵御外敌，属于“忠于为国家提供外部安全职守的职业组织”
。除了军队自身和涉及国防的事务，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应控制在最低限度上。
但在非洲的军政权国家，军队独揽大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主宰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力量。在军政权统治下，宪法被终止，议会被解散，政党活动被禁止。原本趋于活跃的非洲政党政治如同刚出芽的幼苗被无情踩踏。而且，军人干政一旦形成一种制度化的遗产，则会对民主政治造成一种惯性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有军人干政传统的国家民主化进程格外艰难，以及一些军事政变的高发国家和地区为何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政变和反政变的原因。有学者曾对14个民主政治转型受阻的非洲国家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其中12个国家此前都有军人干政的历史。
（2）进一步加剧了部族冲突，使原有的部族冲突增加了军事暴力色彩。由于部族主义与非洲政党政治的紧密结合，军队政治化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军队的部族化。与非洲国家政党的部族化一样，军队内部的各个派别也是以部族划分为基础的。典型的如尼日利亚，该国独立后频繁的军事政变都是在代表不同部族的不同军事派系之间轮番上演的。豪萨、约鲁巴、伊博三大部族间的利害冲突不仅反映在政党上，而且直接体现在军队的派系矛盾中。部族矛盾和不同派系军人的争权夺利导致了政变，而政变后的镇压和反政变又导致了不同部族军人之间的互相残杀。难怪乎，有学者称，“尼日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大部分政治史，一直是被派系化的军事机构统治着。”而且，“历史将记载尼日利亚军队一直是它自身的最坏的敌人之一。它有着自我破坏的强烈嗜好。在尼日利亚发生的无数次政变，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消耗了这个国家所有最好的军事潜力。”
（3）军队势力的膨胀和军备开支的增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一般而言，军事政变和军政权建立后即会出现军队势力的急剧膨胀。领导和参加政变的军官及骨干成员，均会论功行赏，加官晋级。军队的建制和军队人员数目也会相应大力扩充。如在法属西非的15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5%~25%。1964年爆发兵变后，肯尼亚的军饷提高了一倍，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则都提高了两倍。
军备开支的增长挤占了本不富裕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客观上影响和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民主政治文化的待建
除了经济、政治、军队等方面的不利因素，非洲民主化建设的艰难还必须从文化源头上寻找根源。因为文化因素是分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条件。由于非洲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历史上又经历了长达三百年的奴隶贸易和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而且其经济和社会结构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间的明显二元性，因此非洲的政治文化是多元和断裂的，既有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地区政治文化和臣属政治文化，也有少数城市较发达地区新近涌现出来的参与政治文化。
从属性上看，只有参与政治文化可归属民主政治文化的范畴，而这却正是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所主要缺失的。
非洲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主要与非洲传统文化中与民主原则相悖的三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有关。其一是在酋长制下的等级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不平等”原则和尊重领袖的权威主义意识。理论上，对权威的态度（平等还是服从或顺从）是考察民主文化的一个重要变量。现代民主的基础就是公民的平等。公民在社会地位和权利上的平等自然会导致对权威的平等和不盲从。但在非洲，源于古老的祖先崇拜和酋长崇拜的对于领袖和杰出人物的推崇、崇拜甚至神化，使非洲民众“倾向并习惯于接受一元化领导及拥戴享有特殊权威的领袖”。
在非洲农村仍广泛存在的酋长制部族或部落、氏族大家庭中，酋长掌握着土地等经济资源、财富以及部族或氏族内部成员有关生老病死等几乎一切事宜的最终裁定权，一句话，“酋长即政府”（
Chiefs are the Government ）；
其二是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体利益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意见一致”或“一致同意”（Consensus）精神。这种原始、带有浪漫色彩的所谓“大树下的民主”在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共同体中可能还算行之有效，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利益的分化，片面追求全体成员的“意见一致”和过于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和消极服从，其结果只能是排斥公民个性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不利于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形成；其三是在传统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君权神授”观念。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比，宗教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
是文化传统中最抽象、最稳定的部分，对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也最具持久的影响力。在世界现存的几大宗教中，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依次排出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黑非洲传统宗教的座次。
姑且不论亨廷顿的排序到今天看来是否仍然精确和恰当（有意见认为近十年来黑非洲传统文化和宗教与民主和现代化的积极联系已经超过了伊斯兰教），主要基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非洲传统宗教的相对落后性和保守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非洲传统宗教信仰赋予权力以神圣的起源。通过对祖先、部族领袖等英雄人物的神话，权力的承继便披上了神圣和合法的外衣。而这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所认同的权力和权威来源于个人的“同意”和相互的协议或“契约”，以及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原则根本是背道而驰的。
回顾独立以来非洲的政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非洲国家过去不论是选择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是选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实这些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外来政治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理论从未成为真正主宰非洲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真正起主导作用的非洲传统价值观念只不过通过与这些外来政治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理论不同程度地结合而给自己抹上了一道现代的油彩，从而方便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内整合部族意识浓厚的民众思想，对外赢得持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支持。自独立以来，任何有影响的非洲本土政治学说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强调和弘扬非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紧密相联，如在非洲有广泛影响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桑戈尔倡导的“黑人传统精神”、蒙博托提出的“真实性”学说等等。近年来，非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思潮又趋复活。甚至有关“非洲复兴”的理念也强调须从根源上认同非洲的传统文化，恢复非洲人的民族精神和“黑人个性”，为自己的非洲属性而自豪。
因此，不难想象，在这样浓厚、历史沉淀极深的政治传统文化中要培育和形成一种新型的、与现代政治民主相适应、强调个性、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文化将会是一个多么艰巨而漫长的历程。势如破竹的多党政治民主化潮流虽然能在短期内对非洲政治的表层结构产生影响，但非洲政治深层结构的变化其实仍很有限，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制度的建设相比，政治文化的嬗变过程要漫长、复杂和困难的多。由于非洲国家的形成先于统一民族和同质性文化的出现，民族文化一体化的任务在独立后基本上一直是借助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及集权来努力实现的。而如今，民主的政治已排斥了集权的可能，在政治文化呈现多元性的非洲，要想脱离国家的权威完成统一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可谓任重道远。再者，在冷战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伴随民主价值观而来的还有西方颓废的享乐主义的文化侵袭，这些现代的西方文化的综合体在冲击非洲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未能在破坏旧的基础上整合出一种适合非洲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如何填补这一“文化真空”
，如何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对非洲本土文化进行合理的扬弃，已成为摆在当前非洲各国面前的一大挑战。
对国际援助的依赖
由于非洲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内生”而是“外植”的，因而外部条件的变化对非洲民主化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非洲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深度依赖以及冷战后西方援助方将发展援助政治化的做法使得非洲民主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外力推动”的烙印，其未来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在西方“外力”与国内政治力量“内力”的互动中艰难前行。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援助国及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先是给发展援助附加了所谓的“经济条件”，即要求受援国进行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冷战结束后，又在“经济条件”之外增加了“政治条件”，即要求受援国进行政治改革，在民主、人权、法制和“良治”等方面取得进展。必要时，“通过（停止外援拨款）压力，使受援国接受本来是不会接受的条件”
。援助政治化不仅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促进民主化和人权保障在发达国家中已开始逐渐成为统一的援助理念。
美国发展援助的政治化其实历史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冷战时期的援助“政治”是体现在支持亲西方的非洲国家，遏制苏联势力在非洲的扩张。冷战后，援助的“政治”开始侧重于推广“自由民主主义”的西方价值理念。无论是90年代中期提出的“美非新伙伴关系计划”、还是近年来大力推动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以及布什政府竭力吹嘘的独立发展援助账户-千年挑战账户，“尊重人权”、“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化”始终是确定受益国的基本前提和标准。如“千年挑战账户”据悉将以一种选择性极强的方式提供援助，只有少数几个符合美国制定的经济和政治标准的国家才有资格接受援助。而这样的国家在非洲预计只有乌干达、加纳和塞内加尔3个国家。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90年6月举行的法非拉博勒首脑会议上的讲话则是法国援助政治化的重要界标。密特朗声称，“从现在起，法国将把援助与非洲国家朝着更加自由和民主的努力联系起来,”将视各国“民主化”程度确定提供相应的援助。
英国从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到布莱尔政府的“新干涉主义”，外援政治化的色彩愈来愈重。英国政府明确声称，“不符合良治和负责精神的非洲国家将得不到援助”。
此外，德国、日本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发展援助的政治化倾向也日益明显。
非洲国家对外援的深度依赖以及外援在冷战后被赋予的政治含义还使得西方获得了用外援干涉非洲民主进程的所谓“道义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基础。通常情况下，外援干涉主要采用“积极鼓励”（positive
encouragement）和“消极制裁”（negative sanctions）两种形式
。前者侧重通过资助非洲国家的政治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组织和资助选举、为立法者和法官等提供培训、媒体和电台的舆论宣传、以及对“民主转型”取得进展的国家增加援助等方式积极推动非洲的民主转型。后者则主要是对抵制多党民主进程的国家实行冻结或终止援助的制裁措施。在实践中，西方国家则往往是两种形式同时或交替使用。如对曾坚持实行一党制的肯尼亚莫伊政府，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使用了“积极鼓励”和“消极制裁”等浑身解数。他们不仅公开支持肯国内反对派，而且当肯政府对反对派进行强力镇压、反对派夺权无望时，便又高高举起“消极制裁”的大棒，以中断对肯的援助相威胁。1991年11月，由美国等西方援助国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组成的“巴黎俱乐部”曾一致决定中断对肯尼亚总数达3.5亿美元的援助半年。
当然，由于不同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程度不同，外援对不同非洲国家民主进程“推动”作用的大小也不一样。美国著名非洲学者戈兰•海登教授曾依据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程度以及领导层对民主的态度来分析90年代非洲国家对民主化的各类反应，结果发现外援依赖程度低且富有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尼日利亚、加蓬）基本上不理会外界要求其实行民主化的压力，“这些国家任何政治改革的努力一般都取决于当权的政治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对外援的依赖程度高，同时领导层又力图抵制民主进程的国家（如肯尼亚、喀麦隆等，这类国家占非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其政治改革通常是外界压力的产物”。因此，“对外援的依赖程度是分析90年代非洲国家民主化时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或层面”。
总之，
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是一个反复、曲折和漫长的发展过程。非洲国家在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部族政治幽灵不散、军人干政积习难消、民主政治文化缺失以及易受外部条件影响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下，其民主化进程必然是艰辛坎坷。但不管怎样，非洲都必须向前。非洲国家只有在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巩固中逐渐克服上述不利因素，非洲的未来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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